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罪与罚营养

日前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分析了我国当前依然十分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其中提到了利用公权这样一来影响力进行贪腐的问题,并提出必须进行全方位防控的要求。

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也已成为当前官员腐败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确实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利用公共权力影响力从事包括收受贿赂在内的非法交易由来已久,也一直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间,官员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在刑事法律中有过多次变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布多项司法解释,不断予以新的界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最终立法修订后,成为一个区别于典型受贿的较新罪名。

广义上的利用影响力交易行为就包括这样一种情形:已离休、退休的国家干部,原本已没有现职、现权可以利用,却还是人走 茶 不凉,继续发挥着余 热 。他们利用本人原任职务、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的同僚为人办事,自己却从请托人那里获取财物。这显然也是利用了原来自身影响力的非法交易行为。而早在1989年,最高 两院 在公开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就已将这种行为列入 应以受贿论处 的范围,刑法修正案(七)则作了进一步扩张性的 立法化 处理,将范围更为广泛的主体纳入到了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之中。

现在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范围大大拓展,除了可以包括现职干部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外,还把离职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包括在内。这难免使人产生疑虑,担心司法上能不能真正做到 一打尽 。因为从常理上看,刑法惩治贪渎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现职国家官员,离退休人员次之,他们的近亲属及关系人可能更为次之。在情感上,虽应对贪渎行为保持 零容忍度 ,但立法和司法毕竟是理性之事,需要突出重心、区别对待、缜密裁量。应该看到,法律并非纯粹的纸面宣言,在走向实际司法时,需要更多的技术设计和成本考量。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譬如,为了纯洁干部队伍,我国法律曾在1988年就明文规定,国家公职人意识到了餐饮装修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安全问题。　　　　提到安全隐患员在对外交往中接受礼品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构成贪污罪。但司法上真正进行处罚的却极少。全国依法从轻判处拘役四个月。人大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再度将犯罪范围扩大到 在国内公务活动中 ,但此后依法处罚的依然是 凤毛麟角 ；又如刑法修正案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从原来最高刑罚的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了十年有期徒刑。但由于我国长期没有建立官员的家庭财产登记、公能够给小朋友们带来更加科学的训练方式以及更加系统的足球知识学习告制度,司法机关通常是在查处贪污、受贿等主要罪行时,才 意外发现 他们还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单独以此罪判罚的情形同样少见。

由此,人们对被媒体誉为 反腐利剑 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在实践中的效用表现出忧虑,当然可以理解。

利用权力影响进行交易的现象已十分突出,必须依法予以控制。但徒法不足以自行, 利剑 需要通过严密、公正的司法才能发挥作用。刑法上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如要真正发挥其功效,就应当首先在规范运用的层面上下功夫,比如更清晰地界定 关系密切的人 、 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 谋取不正当利益 等概念,增强其操作性；要对法律上 数额较大 、 数额巨大 、 数额特别巨大 及相关量刑情节作出量化设定。更应当在执法观念上确立 依法司法 的理念,在取证的及时性、针对性、规范性上着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威慑力,使权力影响力交易腐败行为受到有效控制,体现反腐败成效。